作者:朗天
2014 / 04 / 20 | |
《明報》 | |
第3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曲終人散,王家衛執導的華麗動作巨構《一代宗師》共奪十二項大獎,成為極之矚目的「大贏家」。然而,這齣以香港功夫文化標誌李小龍師傅葉問為中心,串連大江南北、海峽兩岸武林高手傳奇,明顯為建立香港文化身分以至主體奠下里程碑的有心人作品,橫掃金像獎項,竟被內地傳媒視為香港電影或港產片「失落」的明證。近年一些高舉港味、本土性的香港電影創作方向和現象,則被簡化以至曲解成追求精神勝利,消費文化「圖騰」。
換作五、六年前的我,看了這些評論一定內心滿不是味兒,覺得隣近地區的同胞誤解了香港電影很不妙,也很不值,於是半帶點委屈,半帶點對真相的執持,亟欲起來一辯。我們也的確曾很在意內地怎樣看香港電影,努力嘗試建立一個個中港交流平台(例如通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協助內地傳媒老闆來港創辦《香港電影》雜誌),把當時已看到,內地人對港片的誤讀放到新的對話位置,展示另外的解讀可能。
然而到了今天,我對所謂內地的「誤解」已幾乎不怎看了,因為經過多年的嘗試,我們逐漸曉得這些所謂「誤讀」,部分是故意抹黑打壓香港價值(2012年《南都娛樂周刊》的專題「香港電影七宗罪」堪稱箇中代表),有些則是懷着永遠的君臨心態,總認為老子給你錢,你才得以拍戲。這樣看問題,可想而知都是拒絕溝通,跟你沒話說的。而其立論,幾乎可用一句話去形容,便是「顛倒」——把黑說成白,白說成黑!
合拍無阻港味回流
例如明明《一代宗師》充滿濃厚的香港情懷、香港(人)的世界視野、香港藝術家(王家衛、張叔平)的視覺經營,他們便從融資方式、在哪裏製作、有多少非香港人參與反過來說成是香港的消失;在合拍片成了香港人參與電影的主流模式之後,你光從一部片是否合拍片去論證它有多少「香港性」早變得不相干,喪失了論證意義。《桃姐》是合拍片、《葉問》是合拍片,連《打擂台》都是合拍片,但任何觀眾看過這些電影,都不會懷疑它們如假包換,跟已在國際建立品牌的香港電影一脈相承,並且有所發展!而最大的迷思正好是:合拍片並非自2003年 CEPA 實施才有,CEPA之後不少港片一度因合拍而喪失港味,不代表港味不能回來。2009年的發展已逐漸證明香港電影人摸熟了國內市場門路後,站穩腳步,在主旋律之外不斷交出驚喜成績。2013年其實正好提供了一串清晰的清單,從《一代宗師》、《葉問終極一戰》、《毒戰》、《忠烈楊家將》、《激戰》、《掃毒》、《救火英雄》……甚至《西遊降魔篇》,部分稍有曲折,但也只需略經解讀,便怡然理順,一目了然。
對單一作品作了一面倒的肯定,裏面有工業原因(例如是否跟《一代宗師》在金馬獎失利有一定關係?),也有藝術原因。無論如何,我們看到「大贏家」之餘,其實也很難不注意到《一代宗師》所拿不到的六個獎項,有五個落在純香港製作的《狂舞派》和《殭屍》之上。無獨有偶,這兩部電影的導演都算新秀,而2013年牌面上有十四個新晉導演,應該創下了最多人符合競逐最佳新晉導演獎項的紀錄。這些現象即使用最世俗最現實的標準,都標示了本土關懷另一股逆流而上的矢向,內地持論者對此當然不能視若無睹,然而,他們竟將之連到彭浩翔、杜汶澤、蕭定一、伍健雄等標榜港式粗口、三級情色、低俗品味的電影作品,視作同一路的「消費香港圖騰」實踐。
無奈接受顛倒之語
香港人擁抱及持守香港核心價值,對內地論者來說似乎成了不解之謎。看見以下的文字,以下的反問式結論:「為什麼香港本土性如此具有消費性?為什麼香港,一個彈丸之地,會有屬於它自己的所謂『核心價值』。
也許明白了這些,就會明白為什麼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然失守多年,『香港電影』早已混血,(但)『香港電影』這四個字依然是香港電影人的精神圖騰。」只能用「夏蟲不可語冰」去回應。一早不曉得什麼是價值的人,只能寫下如此迹近神經官能症病患者的顛倒之語。
好吧,說到這裏,我必須承認自打嘴巴了。既然我一早認為不必再理會這些內地「誤解」,何以還刻意為文回應?非也。本文主旨,不在反駁或論辨,而在借此進一解,思考悲哀的現實。這個現實的悲劇便是:不少香港人也相信了,又或者起碼受這些說法影響,情况就像聽得中央或特區政府恐嚇多了,覺得不依從對方設下的框架,「把握機會」接受假普選,那麼最後會連普選的機會也會沒有。消失自信、無奈無力,不相信自己會是主體,我們究竟害怕什麼?
害怕強而有力的在上位者威權?主權僅限於政府,他們總可以搬龍門、搞例外、玩針對,我們反抗他們,視他們為敵人,就像細胞對抗大腦,小孩子跟大力士搏鬥,沒有前途?固然,但進一步的問題難道不是單純的害怕可以只是服從,是什麼令我們(有時)情願有意無意傾向歪理畸論,(有時)甚至成了某程度的「裝睡之人」?
遠離本土派標籤
關於港片走下坡路,香港電影已死,自2003年以降,陸陸續續說了五、六年。近四、五年港片出現逆轉復蘇的迹象,但由於製作模式、主要市場結構、觀眾觀影習慣,已跟前一波港片興盛期大相逕庭,我們已非從產量、票房等明顯數據論證相關勢頭,而是從內容、價值、主體性表現着眼着墨。至於有學者(例如彭麗君)從全球化角度,指出荷李活強勢電影文化底下,各地電影(包括港片)都傾向發掘以至重塑本身獨特性作消費亮點;這個說法忽視了香港人近年已從身分迷思過渡到主體建立。一度盛行於本地學界的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固然無法有效對應社會意識發展和訴求,消費論和工業視角亦再無助於照亮論述前路。
關於香港主體的理論、本土論述近兩年愈來愈熾盛,但不少市民仍努力與之保持距離。陳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公映,評論兩極化,部分批評電影的說法包括:是否製作人拋出了維護香港本土性,擁抱地道價值便可以為所欲為,不顧質素?這種毫無推理的聯想(一個導演愛香港,但拍出了差作品,跟他一開始便以愛香港為藉口掩飾他可能的差,是兩碼子事),更毫不相干的聯想當然是把《那》片跟同期上映的另一部純港片《3D豪情》混為一談,強調「香港性不是大晒」云云。
主體論述太恐怖
我認識很多愛香港,抱有抗爭意識的青年和中年,他們都不欲被標籤為本土派,因為他們不想別人把他們定性為城邦論支持者,又或者彭浩翔、杜汶澤(最近可能加上陳果了)的粉絲。他們潔身自愛,喜歡獨立思考,批判理性,理想左傾。在最近一次電影討論會上,我報告了如何用巴迪歐(Alain Badiou)及德勒茲(GillesDeleuze)的主體理論和身體理論,詮釋2013年香港電影的不死想像,之後我直接向其中一名與會者發問:「你覺得這種主體的說法恐怖嗎?」對方想了想,乾脆直認:「恐怖啊,因為那好像有一種牽制的民族主義思想……」我曉得他立即想到陳雲那邊去了,我不能立斥他不理解,因為一切來得如此自然而然。
逃避主體問題
害怕承認主體,不斷延擱判斷,你可以說是後現代學術遺風,至今未退,但對我來說,分不出通俗、低俗和庸俗,分不出陳果與彭浩翔,和分不清主體理論的不同層次,其實是同質的。一個銅幣的兩個面,你為了字而連公也排斥掉了,或為了不想拋出公的一面而不玩擲銅幣,一直有個說法,叫「因噎廢食」。
自由當然是恐怖的,逃避自由(佛洛姆啊佛洛姆)是普通人的正路,但現在的問題是恐怖的層次都搞亂了。在主體問題上,我們有可能連真正直面恐怖,該否放棄主體的審思平台還未到達,並且不斷希望自己不會到達。
最近有評論指出高鐵出現大白象真身,當年反高鐵的理據都一一應驗了。其實又何止高鐵呢?當年領滙、居港權釋法、高鐵……被指為「非理性」、「過激」、「空談」公義的,總是到後來證明是對的。那些基於功利、(一時的)現實需要、理性(其實是工具計量、精審)的考慮到最後都證明是短視、錯置甚至是粗暴的。但為什麼我們還是要一錯再錯,循這條既功利又圖僥倖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這個問題的確不容易面對,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答案,只是未必有膽識承認,未必有勇氣直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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