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朗天
2013 / 03 / 03 | |
《明報》 | |
藝術發展局藝評獎結果公布,來自內地的賈選凝,憑一篇題為〈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的影評拿了獎金達五萬元的金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媒體廣泛報道和爭議,事件很快升溫到激化中港矛盾的民粹主義程度。
「畀五萬蚊大陸妹踩香港!」這句網絡流傳的標語很能概括箇中非理性。賈選凝接受訪問時回應稱:「如果以我得獎者身分,加上又是大陸人,以這兩點遷怒於我,我無話可說,這是我的一種『原罪』。」明顯聰明地看出這種非理性而予以柔性的反擊。
好一句「遷怒」,她當然是被遷怒的。因為事情鬧出來後,較有理性的評論已針對整個藝評獎徵文的理念、評審團如何組成、有否足夠具藝評公信力的人擔任評審、評審過程具體如何、如何能把不同類別的藝評放在一起評定、官方如何看待藝評及其判別優劣標準,以至藝術發展局所謂推動本地文化藝術的固有機制、如何使用公帑等等。她不是唯一被批評的對象,也早有論者呼籲:「放過賈選凝吧!」她背後千瘡百孔,被詬病多年,甚至曾鬧上法院的藝術資助評審標準和機制,才是更值得投放怒氣的對象。
事件最大的輸家是本地藝評,最大的贏家是《低俗喜劇》和彭浩翔(電影趁此事重新公映!)。賈選凝作為惹火尤物和嫌疑棋子的雙重身分,雖然猶抱琵琶半遮臉地同時扮演獲利者和受害人的角色,但不中計的評論人仍大可取其大者,將目光從她那具選美質素(賈被揭曾參選內地華姐選舉)的臉蛋離開。
然而,對不起,我卻無法把目光從她寫的文章離開。那不關乎她的評論是否寫得好,足資摘獎(因為比賽總有評審品味的主觀元素和參賽者的相對優劣),也不關乎辯駁社會意識批判是否影評的適當進路,而是其得獎文章以至之前在香港媒體發表的香港電影評論,所表現出來的,對香港電影和箇中所謂「港味」的一再誤讀,既典型又嚴重,只是港事太多紛擾,人們無暇細顧,藝評事件恰好提供良機,讓我們進一步審視和了解這種誤讀。
低俗與本土的錯綜關係
認識港片北進情况的人都曉得,「低俗」兩字乃內地官方和傳媒近年在北上港人作品上經常加上的形容詞。王晶,以至劉偉強,都曾被批評以至「勸喻」不要再拍攝散播「低級品味」的電影,部分內地電影觀眾責怪合拍片成風後,部分香港導演只懂「食老本」,粗製濫造。偏偏,這些觀眾只要有機會,都不吝表示他們其實熱愛香港電影,其中更不乏自稱喝港片奶水長大者。《低俗喜劇》的推出,正是因應這怪現象的商業計算之舉。
你說我低俗,粗製濫造,我便粗拍(據說《低俗喜劇》只用八天完成)低俗給你看,而且以此為包裝、招徠。所謂只拍給港人看云云,也是推銷手法,明白彭浩翔的,自然知道他從未放棄內地市場,只是他更懂曲線賺錢,名利雙收;正如《3D 肉蒲團》,標榜純港味之餘,貢獻票房的始終是組團南下觀看的內地人。賈文並非只批評《低俗喜劇》低俗,文章最大的重點,在指電影偷換了概念,視「低俗」作為「本土性」,卻大受香港觀眾歡迎,反映出港產片已「誤入歧途」。把商業手法誤讀成本土性打造工程,不能只以「過度認真」形容。香港電影的確原本便有它低俗的元素,其實說得真切點,是不怕低俗、不避低俗才對。我認識的一名內地電影學者,不止一次向我「投訴」港片歧視內地女性,因為港片中的內地女性不少是妓女。我說怎麼會呢?你看《香港有個荷里活》的妓女是找周迅來演,《旺角黑夜》的妓女是張栢芝,她們都是當時香港影人和觀眾最喜歡的演員喔。妓女在香港電影中常是正面人物,除了因為「銷魂處便是英雄地」(《一代宗師》對白),也與妓女本是香港人常有的自嘲認同對象有關——凡事向錢看,什麼也可交換……你說這是低俗,但對不起,正如我經常強調,男盜女娼,正好便是香港電影的最大特色之一。
低俗也有真假
不過,《低俗喜劇》裏搞的,不是這種自然的低俗,而是故意強化、誇大,擺出成為賣點的「低俗」,情况有點像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不同地區反而會各自標榜所謂本土或民族特色,促進一體化的資本流通。《低俗喜劇》中低俗和本土的「結盟」,成功讓觀眾受落,證明主創人懂得玩這種遊戲。
至於本地觀眾這一邊,由於以上的層次問題,他們喜歡《低俗喜劇》大可各有千百種原因,不能全歸結到「壞品味」勝利,以及再推一步,說反映了對「強國」的恐懼,然後推出第三步,眼紅大陸優勢而尋求「自我感覺良好」的「精神勝利」。
賈文這重重誤推並不偶然,因為這正是近十年內地人對「大國崛起」的心理狀態投射。說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歷史機遇造就;「××國能,中國人為何不能?」;他們歧視、針對以至圍堵我們,因為懼怕我們強大,懼怕「睡獅醒轉」……諸如此類的說法,不絕於耳。對於香港電影,以前拍出討人喜歡的「經典」,只是你們幸運,現在你們的優勢喪失了(港人自我矮化加強了這種看法),再拍不出好東西,反而害怕我們,來醜化我們了。
賈文作者可以因為自己的品味不欣賞「低俗」,但分辨不出「低俗」的真假層次,以至看不出或不承認香港電影原有的(不避)低俗成分,如果不作動機考察,大抵有着更深層的文化(差異/誤解)因由,值得我們深思。面對這種明為誤解,實為顛倒(例如把彭浩翔討好大陸人的佈置倒讀為醜化大陸人),有心為香港電影主體性定位的,也不得不直面它們,奮起一辨/辯。
一度嗅不到的港味香港電影有其有別於其他地區的電影特色,表現某種「港味」,以至體現香港精神和「香港性」(Hongkongness),其實是不必強調,也一眼看出,毋庸爭辯的事實。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的香港電影發展史,本身便充滿取之不竭的例證。全世界的觀眾,要從一堆電影中分辨出哪一部是港片,毫無難度,因為這些後人常用「本土性」標籤的特色,是跟表現出強烈風格的導演調度、演員演出方法、電影敘事方式、慣用對白、固有觀念等扣上緊密的關係——許冠文與他的小動作、成龍與諧趣功夫、周潤發與飛躍雙手開槍、周星馳與「無厘頭」搞笑場面…… 都是可輕易認出,而且效法者眾,匯成一代風潮的電影文化現象。只是以往這些顯而易見的東西,一直缺乏理論的歸納、提純、整理,沒有一個漂亮的宏觀格度,沒有一個大而化之的名目(而這恰好也是香港特色)、招牌,以致在它們有所轉化和發展時,容易被視為等同消失。
論述上要定義港味或香港特色,以往一直採取枚舉法。枚舉法讓一盤散沙般的文化產品對象,集合到概念大旗下,但當這些對象在現實中再也找不到時,論者便要棄用這個概念,或把它送到歷史的神桌上供奉。「香港電影已死」,正是在這種操作下提出來的說法。
把香港電影比喻作生命體,有誕生、成長、衰落,之後自然是「死亡」。當現實中再直接找不到過往被視為「港味」的電影產品,便說「香港電影已死」,這固然不負責任,也是極其冒險的做法,因為一旦「港味」經轉化重新「出土」,尷尬難免。不得不指出,藝評獎評審團主要成員,藝術發展局藝評小組主席林沛理,正是年來倡說「香港電影已死」的論者之一。他激賞誤讀香港電影本土性的文章,大概可以理解。
誤讀是詮釋學的共識以至策略,誤讀可以帶來新觀點,刺激討論發展;但詮釋學的誤讀在於開放,而非一棍打死。我誤讀,我存在;我誤讀,你我有未來;而不是,我誤讀,你不存在(或看不見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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