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分裂的第三代女性:時扎根、時流動

作者:俞若玫

發表日期:2008 / 02 / 13

藝術範疇:文學

發表平台名稱:建構本土論述討論會2008

發表平台類別:其他 (研討會/講座)

主題:本土經驗的呈現 / 社會事件與創作 / 自選藝評

 

任何分類方法都是政治的,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站在男性的、父輩的本位,以線性的歷史目光,從十年計的「世代」出發,勾勒香港人的精神結構,並直指代際深層矛盾正在於第二代人戀棧權位、人多勢眾、犬儒封閉,以致第三代深感「出頭無期」,第四代「打從開始便是輸家」;此說法觸及不同年齡層的神經,火藥四起,有人反擊(特別是第四代網上的留言),有人激賞,有人翻眼,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其實更關心:如果,真的承認了第二代「阻人發達」,也即是說,幾十年來,香港的權力架構、資源分配邏輯、對理想生活的價值及想像都是一樣嗎?幾代人都在追逐同款的勝利模式,武裝同樣的板斧,玩同一個遊戲嗎?二、三十世代沒有另起爐灶的可能嗎?為何沒有?情況就好像要男人讓位,女人才可以自主一樣,這叫我最不是味意。

 

不過,「世代論」只是香港人身份的其中一種,當中性別、階級、種族、新移民的身份差異完全被單一地統合在世代裡,繁花的面孔簡約為十年為一層的板塊;掘出的社會脈絡也多限於境內的政權移交、教育制度、經濟轉型,社會事件,對全球化及網絡革命脈絡下的主體建立、時空壓縮、文化同質、資本流通、科技理性、國族想像、城市競爭等等對身份建構的挑戰及互動均未有提及。

 

為了對應論壇的題目:香港經驗和身份政治的改變,我在想「世代論」如何幫助自己思考有關本土及女性身份的建構?「世代論」能不能助我梳理最近因保護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而來的疑惑?「代際矛盾」是不是分析當下婦女運動的危機的一個切入點?我想,未有具體答案前,起碼要更敏感於自身經驗的社會脈絡,什麼事件在成長的時間座標下錨?產生了什麼意義?為女性及文化身份建構提供了什麼條件及可能?又改變了什麼?是中英草簽?六四民運?七一遊行?還是金融風暴?我想,都重要,但想補充的是:九十年代後期的後現代思潮及新媒體文化、以及填補了後九七過渡的意識型態真空期的全球資本化,也是第三代人的身份建構非常重要的脈絡。

 

我生於六八年,屬第三代頭班,女性,自由工作者,從事文字創作,在不同院校做兼職導師,關心婦女及基層民主議題,一直有意識地建立「液態」、「流動」的女性及文化身份。最近對保衛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很感困惑,有時參與,有時旁觀,似近似遠;困惑於「本土」論述的指向、意義及路徑;困惑於自己對直接行動,不講組織、拒絕協商的猶豫;困惑於流動和扎根間的選擇;困惑於「地方」意識及集體回憶的關係,最無能對應的是安徒所指的「歷史意識」的不斷拷問[1]——個人跟香港歷史到底是怎樣的關係?

為何困惑?液態的身份策略遇上講求扎根的地方意識,是一回什麼事?

 

矛盾嗎?互相排拒嗎?還是,其實都對應著全球化這一回事,只是「液態」對應文化同質、性別定型;「地方意識」對應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管治模式及經濟運作?都在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意識型態的「殖民」?但是,本土意識運動,還有一層更複雜的:香港本土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本地的文化身份如何處理?如周蕾在《寫在家國以外》[2]問的:「對於香港生長的人,「本」究竟是什麼?」似還沒有好好回應,既不是「大不列顛的帝國主義文化,也不是黃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就是我們誰都會說的「香港不就是雜交的中西文化」嗎?「茶餐廳」就是代表,但此三個字是不是空得不能再空的符碼?要不要,有沒有更細緻的梳理?在避免本質化的前題下,有什麼具體的答案?

 

液態身份的(偽)可能

 

同意湯禎兆說的:「第三代人其實經歷的成長條件不會與「戰後嬰兒潮」有太大差異……我覺得六四對第三代人應該是一個重要指標,因為那屬大學前後的核心成長歲月。」[3]六四的確迎面給第三代人深刻的一課,領受威權管治及「官方話語」的吃人力度,電視《河殤》系列也讓我們看到什麼叫文化批判,但風雨飄搖下的熱情,只點燃了感性的震撼,並沒有化為深層的問題意識及持久的反抗勇氣。大專同學間,的確會談論吾爾開希穿著睡衣見李鵬很型、贊賞柴玲低沉堅定的聲線別具女性領袖風釆,但學生反抗的龐大機器到底是一回什麼事,似明非明。

 

難怪的,我們十多年來接受「去歷史」、「去意識型態」的教育,除了訓練出絕佳的短期記憶,一身cut and paste的好本領外,我們何來連貫社會脈絡的歷史感及知識?何來能力拼湊出有機的歷史圖象?「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是我們當時的飲歌。斷裂的敍事方法,不但出現在課本,還有各大傳媒(今天情況只有更壞)、資訊窗口、流行文化等,大家都習慣接收個別、單一、割裂、片斷的意義,沒有較整全的圖像,很難有細密的價值判斷,冷戰思維二元對立最便利,左即是共產,右即是資本,不好的一定壞,結婚一定係異性戀,唔結婚一定有問題,簡單如擺貨入櫃,一直沿用至今。

 

還有八四年草簽後開始的移民潮,家庭離散非常普遍,離婚數字急速上揚,(對「家」作為最後安全防線的質疑,第三代可能最強,比第四代更不願意結婚),再加上接近世紀末,華麗但悽迷,只有今天,無根飄盪,分崩離析的情緒,令人更疏離、更冷漠、更多恐懼,更少認同(哪怕是文化、歷史、國族還是地方)。

 

此外,八十年代的性別意識近乎零。小學英文開始教I am siu ming 一定係女仔,而呀John 一定係男仔;doctor 一定係男人,旁邊的nurse 一定係女人;小學中文課裡的鴨子媽媽是美麗,而鴨子爸爸是能幹等等。汪明荃是女強人,但總要一臉冰冷,高傲自覺,事業跟愛情只可二選一;或像俞琤,要變成另一個男人才是女強人;而香港女人當然比大陸女人摩登、有品味,獨立能幹,更識搵錢,「她們」(她者化)都只不過係「阿燦」。

 

自己第一次思考性別意識問題,卻是回校拿會考成績單的當天,因不想讀兩文兩史,跟副校長理論,最後是搶回已蓋校印的成績單,男副校長不停說:「女仔讀兩文兩史好呀,讀經濟妳唔夠男仔fight 架。」當時,只覺得怪怪,其實母校根本沒有開中六的經濟及地理科,卻為何用「女仔唔夠男仔fight」的說法來嚇我?當時,模模糊糊的,可以問誰?問了又如何?很快就忘了。過了很多年後,才明白這是男校長對女學生的性別定型。

 

大膽說,第三代歷史感稀薄,少想文化擔當,無力感強,問題意識弱,明明有很多不明白,卻以實利為依歸,做好當下事為要(但,什麼是好?)。面對強權,大多屈從、協商而不是反抗,因為沒有放不低的價值觀;意識中空,「我消費所以我存在」成為最易掌握的心靈雞湯,流行消費文化才是真正朋友。

 

不過,第三代不是對第二代沒有挑戰的,起碼在新媒體的出現,九七後,部份第三代能以新的文化資本,進入跨國公司的職場,(儘管短暫地)佔領新的符號、意象及話語系統(如從事跨國融資公司、廣告、市場推廣、公關、電子新聞媒體、網上出版工作等),(自覺不自覺地)擁抱後現代思潮、創建第二代未能理解的天地(科技股!),享受時空的壓縮、玩味dislocated and disembodied(包括工作上的溝通及分工,如以Instant Messenger 跟美國上司溝通、用視象系統跟分散全球的其他部門開會等等)、積極參與(是producer角色跟第四代consumer角色不同)網絡社會及新經濟的興起,樂於成為虛擬世界的「身份工場」[4]的一員。

 

自己也是新經濟、新媒體的得益者,曾經在極短的時間,在跨國公司(AOL)擔當要職,「地球村」、「虛擬社區」」、“self-programmable labors”, “portfolio career” 曾是我的享往,填補了多年來意識形態的真空,但,好夢通常都不長,當AOL 收購華納那天,我確定了所謂全球化,不過是一場有大吃大的資本侵略戰,文化、經濟殖民的新型號;也看清網上社區一樣滿佈權力羅網,例如男強女弱、男主導女受制的關係不變,我並不像一些學者如Mark Poster 對網上民主如此樂觀。

 

離開公司後,我力求流動的身份,認為是對應全球化媒體霸權、文化同質、性別定型的好策略。當然,我是站在某個優越位置、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才可以這樣做,在外判公司當清潔工的婆婆,肯定沒有我的議價及抗爭本錢。因此液態身份作為一種策略,有其局限性,並沒有普及性,持久與否,仍在自我實驗的階段。所以,我會在策略前加上一個「偽」字。

 

再現的政治

 

事實上,九十年代尾末,後現代思潮對性別身份政治有很大影響,民間組織開始轉移陣地,有「文化轉向」傾向,漸由要求政策的改變,而批判「再現的政治」,如有關媒體對女性、同性戀者的典型化塑造,也愈來愈自省不應把女性放在「受害者」的角色,重視個別女性的主體性及能動力(如對性工作者的研究),強調女性間的差異,避免本質化,也增加對「私領域」的研究,如情色文化、自主及多元的性取向的空間及可能等等。[5]

 

除了民間組織,建制對女性事務的關心也在同期邁向新高,如於1995及1997年分別通過性別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1996年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2000年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共以「性別觀點主流化」為三大工作重點之一,形勢似是大好。

 

只是,不足幾年,後現代思潮叫人很累,容易墮入虛無,時空的壓縮,只增加暈眩及無力,變化速度之快,令人不知道如何追蹤,沒有感受,甚至失語。我們的反應可就如新馬克思主義地埋學者哈維說:「拒絕相信世界的複雜性、偏愛根據極為簡單的修辭學命題來進行表達….口號充斥,毫無深度的各種形象被用來捕捉複雜的意義。」[6]加上科網爆破、金融危機、七一遊行、沙士蔓延、貧富懸殊、公共服務私有化等等事件的出現,經濟、政制議題及有關民生的政策變得迫切。在此社會現實下,對未來的婦女運動及性別身份政治是稍稍悲觀的,因為面對是多重的夾擊,例如:

 

政策上:家庭事務委員會的成立

 

特首200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成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以統籌婦女、青年、安老事務,家庭成為我們新新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的整體模式,而家庭議會成員統統已由政府委任,當中包括婦女事務委員會代表,對婦運而言,這是何等的倒退?婦女作為獨立的人格及身份,為何再度納入家庭這個男女權力不對等的社會關係上?為何女性的身份要成為家庭中的妻子、母親、女兒才被確認?家庭價值為何可以成為社會和諧的動力?家庭對不少婦女來說,都是承受暴力、責任、精神綑綁的場域;獨身中年女人的情慾及精神支援,將不受理?同居男女的問題不是問題?再來是,所謂「家庭」是不是前設了異性戀、一夫一妻的關係?其他如單親、新來港婦女問題又如何?原來以追求多元、包容差異,以後現代思維為論理資源的婦女運動只是沿地踏步。如何拆解、鬆開被官方認定是核心價值的「家庭」中的性別分工及角色定型,可能是未來婦運的難題。

 

經濟上:婦女貧窮化

 

資本主義全球化下,香港為提昇競爭力,傾銷發展增值服務業及知識型經濟,社會越趨兩極化,貧富懸殊有目共賭,而根據2004年的政府統計,十個貧窮勞動者中,即月入低於5,000元的人,當中七個是女性。面對貧窮問題,大多人都只看成個人的問題,連婦女自己都只歸咎於命運或能力不足,卻不會考慮是社會結構性的因素及性別定型才是元兇,她們未必認同婦女其實可以放下身肩兩職的責任,不一定要由婦女兼顧家計及照顧仔女、父母、病人的重擔。基層婦女的問題,包括在職的婆婆、新移民、少數族裔等等,面對的問題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得多,如新移民婦女經常被基習婦女歧視、領取綜援的單親母親又被歧視等等,單說「呈現的身份政治」未必有用,如何可以更普及「性別觀點主流化」?如何跟媒體、官方搶佔話語主導權?可能更重要。

 

政治上:性別議題被消解,婦女參政困難大

 

婦運經常是不同運動連結的對象,但除了壯大反抗的團隊外,性別議題很容易被「更大」的政制、經濟、民生議題消解,很記得當婦進拉著「女人不只識煮飯,仲會反廿三」的橫額走在七一遊行的隊伍時,受人拍手歡迎,但當有朋友大喊「男人不只反廿三,仲會識煮飯」時,全場突然靜默,甚至有人噓起來。另外,剛過的區議會選舉中,有資深婦運朋友,經多番思慮後,最終只以工人身份而不是女性參政為政崗,雖然深知女性跟地區發生最緊密的關係,但選舉是另一回事,女性參政仍不是賣點。

 

意識上:代際溝通問題

 

婦女運動一樣遇上代際問題,如遇上年輕男孩的反挫,以「港女」定名某些女孩,又或年輕女孩以「嫁個有錢人」為終極目標,三十歲前唔嫁是災難,也有以「女人仔」自居等等,佔最大多數的是覺得香港女權已經是世上超高,因為高官都是女人等等,性別身份跟本不是問題等等,只要隨便在網上討論區瀏覽一下,不難發現這些簡單而極端的論調。此外,2007年區選中,泛民的落敗,除了新移民的選票外,年輕人對民建聯的認受,明顯是出於中國國族的想像及對中國崛起的期盼。性別意識及國族認同上的代際溝通問題,如何梳解?相信不是靠第二代人讓位可以解決。

 

以上只是粗淺勾勒當前性別身份政治的複雜性,為了對應性別定型、本質化的趨勢,我更覺得流動的身份非常重要;但當對應全球資本化,國族認同時,長期扎根的本土意識是需要的,所以還是繼續策略地性格分裂,同時,點點滴滴地以參與、觀察社區事務及紀錄民間歷史來填補自己對所謂「本」土的內容的反思。

 



[1] 安徒 (2007)「當年也曾激情過!從保衛皇后到香港的代際衝突」,載於《星期日明報》,2007年8月15日。文中提及「香港的青年人中間,正冒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正不斷拷問香港的過去與未來,追問香港究竟是誰的香港。」

[2] 周蕾 (1995)《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3] 湯禎兆 (2007)「其實我想跟大佬」,載於《星期日明報》,2007年8月15日

[4] Turkle, S. (1995) , Life on the Screen. Arizon: Phoenix Press.

[5] 參考洪雪蓮、馮國堅編 (2003)《香港婦女檔案》新婦女協進會出版

[6] 載維.哈維 (2003)《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