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燕
《香港舞蹈年鑑》自 2012 年開始收集本地舞蹈製作資料,除了作為記錄之用,亦力求從數據中整理出香港舞蹈活動的面貌。較之上一次的分析報告,本文涉及時間跨度較寬(由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亦包括了在非康文署場地舉行、舞蹈種類更廣泛的演出及相關活動的資料。為這些資料更全面地展現了舞蹈在香港社會各層面存在的情況,我們希望能夠從中探尋「舞蹈」對整體社會的意義。
文中的「本地」及「海外」製作,其定義只受制於創作及演出的團體成員或獨立人士的主要生活城市,製作的主辦單位所在城市不在考慮之列。
本文將就製作數量、場次、周邊活動、演出場地及票價,呈示數據及觀察所得。
製作量及場次
舞蹈總製作量及演出場數,從 2013 到 2014 年增長了一定數量。在分析整體情況前,先看兩年間的舞蹈活動總量統計:
2013 年舞蹈活動分類統計
2014 年舞蹈活動分類統計
以下提出了一些值得留意的狀況:
一、 中國舞的民間滲透
2013年,本地中國舞(含古典舞及民間/東方舞)總製作量為 58,場次為 68;2014 年則大幅增長至 82(製作)及 113(場次)。2014 年中國舞演出的突然增多,相信與慶祝國家建國六十五周年有關。數十個業餘演出在幾乎遍及全港各區的場地(部分為戶外場地),演出中國古典舞/民族民間舞。演出絕大部分由康文署、聯同區議會,少數由「工聯文化藝術促進會」等民間機構主辦。由這一年的情況我們可以再次感受到中國舞在民間的廣泛滲透和認受性。
早前北京舞蹈學院碩士研究生黃慧兒指出,中國舞分別佔小學課外活動 42%及中學課外活動 27%;在第四十七及四十八屆「校際舞蹈節體育舞蹈類參賽」分組中,超過五百間學校參加中國舞組。香港舞蹈界前輩陳維寗先生在網誌上表示,「舞蹈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前,也在萌芽不久……中國舞蹈的發展,我們不論是香港同胞或舞蹈愛好者,都是直到一九五五年『中國民間藝術團』蒞臨香港作盛大的演出,才有機會欣賞到中國舞臺藝術和中國民間舞蹈和古典舞蹈。」在一九六零年代之前,中國舞在香港並非最盛行的舞種;但因為政治因素,以及建立族群認同的需要,中國舞在香港獲大力推動,其滲透至今仍未消退,並且在正規教育制度中佔有位置。固然並非所有曾經學習中國舞的市民都有志全身投身舞蹈行業,但由業餘團體數字反映,不少人選擇在民間繼續參與相關活動。香港應該如何應用這股已然「入屋」的舞蹈力量?是否需要有政策讓有能力處理藝術維度的業餘團體進入專業體系,讓香港的中國舞創作更多元?是否應該在已有的社區和族群認同上加強藝術教育,發展這些人士成為跨種類的舞蹈觀眾?觀乎香港的政治狀況,不難預料將有各種資源投入民間,以舞蹈作為促進文化認識/認同的方法,業界需要思考如何利用這些資源讓藝術有所提升,讓中國舞在本港同時有橫向和縱向的發展。
二、 現代舞的製作量與場次比例
香港現代舞圈子裏經常被討論的是觀眾量不足。「少觀眾」除了關乎有多少人喜歡這舞蹈形式,也與製作量有直接關係——「市場」是否能消化「供應」。連續兩年,現代舞佔總製作和場數比例均高,而 2014 年比 2013 年更甚。如果與芭蕾舞比較,便可見每個芭蕾舞製作能承擔較多場次(和更多觀眾)。這在資源運用上無疑較健康。業界需要深刻思考的是,製作量是否過高?相對其他舞種,現代舞製作需要舞者較少,如果活躍的從業員與其他舞種相仿,便容易形成一種印象:「我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機會上舞台。所以應該要有多些製作。」過去數年康文署主辦的舞蹈製作中,現代舞亦佔較高比例。但只憑製作不會提升整體藝術形式的發展。在 2013 年每個製作平均演 2.9 場、2014 年 3.7 場。現代舞演出一般在較小型場地演出,但得到三、四百位觀眾仍然如斯困難。觀眾少、票房收入低。主辦單位唯有以低製作費推出更多製作以達致全年的觀眾目標。僅有的觀眾疲於奔命。政府和業界是否需要把眼光放得更長遠,放棄以量計算的文化消費思維,用更多的時間和資源去培育觀眾、為創作提供合適的環境、供應藝術養分?以上各項都刻不容緩。資源政策影響業界行為,業界思維亦可影響政策,但願良性互動儘快開展。
三、 爵士舞與嘻哈舞的專業階梯
爵士舞和嘻哈舞在香港深受年輕人歡迎。在 2013 年,它們佔全年總製作量百分之十,在 2014 年倍增至百分之二十。而必須注意的是除了演出外,兩者(特別是嘻哈舞)的周邊活動頻繁,參加者眾(見本文「舞蹈發展相關活動(如比賽)及演出周邊活動」部分)。在中學課外活動中,爵士舞佔 40%;在第四十七及四十八屆「校際舞蹈節體育舞蹈類參賽」分組中,一百五十間學校參加爵士舞組。小部分學習爵士舞的中學生進入香港演藝學院現代舞系,嘻哈舞的專業階梯則不明顯存在。香港的「專業舞蹈」論述中,很少會涉及爵士舞和嘻哈舞。這可能由於這些舞種主要停留在民間,以體育運動的方式實踐,只有有限的愛好者成為全職舞蹈工作者。但也有可能是過去三十年來,香港對「專業」的定義以香港演藝學院相關學系和政府資助系統為依據。誠然,「專業」需要與藝術成就掛勾,香港是否需要有另一套思維,衡量爵士舞和嘻哈舞的「藝術成就」與中國舞、芭蕾舞和現代舞標準的異同?
根據藝術發展局公佈資料,2011 至 2013 年間,獲批的嘻哈舞計劃申請只有一個:趙浩然的《街舞樂翻天 2012-2013》,資助額為 $113,700,項目屬「藝術教育及推廣」而非「卓越藝術及創作」類別。在 2013 至 2014 的計劃資助中,則有同樣為趙浩然申請、分別屬於「卓越藝術及創作」類別的《圖‧花‧緣》(資助額 $116,600)及屬「藝術教育及推廣」的《街舞樂翻天 2013-2014》(資助額 $116,900)。趙浩然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樂劇舞。由於缺乏其他資料,很難說到底是爵士舞和嘻哈舞界不熱衷於申請計劃資助,還是申請不獲批准。現任立法局「體育、演藝、文化、出版」功能界別議員馬逢國在 2012 年當選後,曾應「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邀請,出席「起跑線上:與馬逢國談香港文化政策」。當日一位來自嘻哈舞界的觀眾向馬逢國提出:「她和嘻哈舞者們每年都有籌集資金讓出線者參加國際比賽,他們沒有資金成立協會,因要付出不少行政費用,因此難申請政府資助。他們在旺角行人路表 演,往往要面對員警的驅趕,因此不少舞者感到灰心。」馬逢國當時的回應是:「希望爭取成立方案,幫助目前不符合既有資助機制的申請人。」馬議員任期在 2016 年屆滿,他「希望」爭取的方案有多大實現的機會?
爵士舞和嘻哈舞在「專業舞蹈」的版圖上缺席,與政策、藝術成就和愛好者取態的關係,應如何理解?我們如何避免「玻璃天花」的出現,阻礙舞蹈從社群處理向藝術處理的提升?
舞蹈發展相關活動及演出周邊活動
中國舞、芭蕾舞及現代舞在 2013 至 14 年間的演出周邊活動,與製作量比起來,可謂相當低,其中以現代舞尤甚。(詳細數據可參考本文附錄二)。周邊活動主要依附較大型節目,這除了資源考慮外,應與主辦單位的策劃能力直接有關。舞蹈界就周邊活動是否有助開拓新觀眾群及提升觀眾欣賞能力,並沒有一致看法,除非在資助條款列明需要舉行周邊活動,中/小型團體和獨立藝術家較少會視活動為整體製作的基本部分。固然,香港藝術教育的落後不可能以周邊活動彌補,可這些活動對藝術整體的意義,有賴藝術行政人員持續的深入分析。
在各舞種中,圍繞爵士舞、嘻哈舞及社交舞的周邊活動在數量和形式變化上比較多。比賽/表演賽是爵士舞、嘻哈舞、社交舞等愛好者重要的參與方式,也是他們持之以恆的動力。根據資料,比賽一般設觀眾參與,不少更是以表演賽形式售票。比賽不單連繫同一社區的舞蹈愛好者及其生活圈,也作為一種共同語言連繫不同社區。在2013年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選舉,我們目睹了一直被視為社區舞蹈活動的社交舞群體,如何幾乎影響藝術政策核心的結構。
場地分佈
以下列表,包括康文署管理的室內劇院以及數個非康文署管理但具專業劇場設備的劇院,一般理解為正規的合法表演場地,租賃人無須就演出申請一次性的「娛樂場所牌照」。部分場地為非牟利團體提供場租折扣。列表中數字為 2013、2014 年的舞蹈演出(以製作為單位):
列表上的劇院可粗略地分成三類,即市區康文署劇院、新界區康文署劇院及非康文署劇院。《香港舞蹈年鑑 2012》曾指出,三大專業舞團比其他類別更多在市區康文署劇院演出,在 2013 至 14 年情況持續,而康文署主辦的海外舞團製作也通常在這些場地演出。葵青劇院雖然在行政上屬新界區,但交通方面,觀眾容量大,設備適合舞蹈製作,所以亦深受專業舞團歡迎。現代舞製作對場地要求彈性最高,可能與高製作量有關,必須在有限的劇院中廣泛分配才能消化總製作量。
在以上正規劇院演出的場次,2013 年是 110 場,佔整體 20.3%;2014 年是 207 場,佔整體 33.8%。那麼過去兩年大部分的舞蹈製作在哪兒演出?少數在非康文署管理的室內場地(如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但更多是在戶外場地及私人營運的舞蹈排練室。對於因為主動或被動原因很少機會進入劇院看演出的市民、或者幼童,他們在戶外場地接觸到的舞蹈(主要是中國舞、爵士舞及嘻哈舞)模塑了他們對「舞蹈」的想像。這群戶外觀眾是否只可以一直留在街上?流散在劇場以外的香港舞蹈潛能,該如何掌握和孕育?既然劇院供應短缺以及租賃者模式都不是一時間可以改變的狀況,我們是否應以更開放的思維對待非正規劇場製作,利用它的觀眾源及在市民間的高可見度,建立不同舞種與社會的關係,為場地與藝術質素的關係尋找新的可能性?
票價
2013 及 2014 年的票價數據與 2012 年收集到的接近,沒有明顯的上揚或下調。「香港藝術節」、「新視野藝術節」和「法國五月」節目的票價比其他的要高,而三者中又以「香港藝術節」較高。海外芭蕾舞團來港演出的票價,一向是高中之高,當然這與成本有關,卻也令不少愛好者望門輕嘆。由文化節目組主辦的節目票價則一般維持在三百元以下。雖然文化節目組以頗嚴謹的公式計算票價,因應節目性質而度身訂造的彈性有限,但署方並不要求從票房收入完全收回成本、好讓票價不至太過高昂的態度,是值得尊重的。三大舞團的票價與文化節目組主辦節目接近。反而例如業餘爵士舞演出票價,不但與專業的接近,有時會更高,這可能與沒有政府資助、需自負盈虧有關。
舞蹈界對於票價有種迷思,就是只要降低就會有更多觀眾。在2014年有一些更積極的票價模式出現,例如不同主辦單位合作以捆綁形式出售門票。購買者需求集合眾多互相影響的因素,所謂「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是市場學中一個複雜的課題,票價所包含的——即觀眾需要付出的,包括時間,車費,門票價錢,假若演出不合心意的風險,機會成本,等等。以現代舞製作為例,香港現有的觀眾量實在難以支撐過去兩年大量製作,票價再低也不會令觀眾有更多時間,和久旱逢甘霖的期待。無可否認高票價令觀眾三思,惟業界需要正視癥結所在,對症下藥。
結語
香港缺乏有系統的演藝資料庫存或學術研究,即使本文提出對舞蹈製作量或票價的觀察,也只能從結果追溯可能導致狀況的原因,而無法宏觀地(例如從歷史、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分析舞蹈與社會的關係。例如,以香港目前的人口數量及結構、收入、教育程度、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可以承受多少舞蹈製作?本文指出的高製作量難免存在作者主觀衡量。如是者,本文的分析仍有很多未夠嚴謹之處,仍有賴與各方在來年繼續共同努力。政府提供資源,如何用得其所,業界需要作為一個整體,主動監察。藝術與社會不能分割,藝術本來來自社會,來自「人」,舞蹈亦然。社會如何理解「舞蹈」這個集合名詞?如何獲得社會更大程度的關注和支持?是次資料整理為我們帶來不少啟示,希望有助業界從中歸納出更多見解,令舞蹈資源更為用得其所。
與本文內容相關的詳細舞蹈製作資料,見《香港舞蹈年鑑》網站http://www.hkdanceyearbook.org/main/dance/chi/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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