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表演藝術資料館

作者：小西

 

本月19日，筆者有幸出席國際演藝術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主辦的「庫藏文化：藝術資料整存和統計的策略、實踐與發展交流座談會及工作坊」，聽到來自澳洲、中國、台灣、澳門及本地學者和藝文工作者有關藝術資料整存和統計方面的種種經驗分享，實在獲益良多。

 

做過本地劇場研究的，大概都會明白搜集相關資料的箇中甘苦。記得2010至2011年跟朋友合作研究本地實驗劇團「沙磚上」期間，由於這個早於1997年進入冬眠的戲劇團體大部分作品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不少作品不是沒有錄像記錄，便是記錄殘破不全。

 

重要資料難齊全

 

有時，儘管慶幸劇團部分成員還保存部分作品的錄像，但由於年代久遠，有些錄像帶的聲軌早已損壞，就算影音俱全的，質素也大多差強人意。試想想，就算像我這類八九十年代曾經親臨其會的現場觀眾，面對這些五癆七傷的錄像帶，還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那麼，對後來的戲劇創作者、研究者甚至普通戲劇愛好者來說，就更是一籌莫展，別說什麼研究了。

 

不過，最令戲劇研究工作者頭痛的，是當千辛萬苦努力完成研究工作，手頭資料又該如何處置？筆者研究「沙磚上」時所接觸的資料倒方便處置，因為只要「物歸原主」即可。

 

不過，你可以想像，那些在塑膠箱封塵的資料，只會回到劇團某位成員的辦公室或家中某個角落，繼續封塵，等待「明主」，或待至該成員搬家或辦公室時，限於空間而被迫送往堆填區，回到最原始的循環。

 

不過，歷史是不能循環的，尤其是原始資料，沒有了就是沒有了。況且，就算這些原始資料有幸繼續得以保存，也不代表後來者有機會使用。

 

相信不少從事本地戲劇研究的學者都會明白，就算你把原始資料物歸原主前自行複製一份，那些原始資料的命運根本沒有改變，其他創作人或研究者還是要通過私下的熟人網絡，才有機會接觸這些資料，更莫說公眾了。

 

或許，你會感到疑惑：真的值得花這麼時間、空間、資源、金錢和心力，來保存本地表演藝術的資料嗎？這些原始資料，除了對極少數的本地戲劇學者和研究生外，還對誰有意義？若把表演藝術僅僅狹義地理解為「戲劇」（Drama），雖說「戲劇」早於上一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自中國引入香港，香港戲劇的專業化卻只有短短二十多年歷史，還很年輕。

 

說雖如此，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香港戲劇卻有長足的發展，不同類型的大小劇團相繼成立，演出的數目亦不斷增長；隨着戲劇市場近年的穩步成長，配合政府西九龍文娛區計劃與文化創意產業轉向，香港戲劇已經具有足夠豐富的「小傳統」，供後來者參考、思考和建立香港戲院藝術的發展和未來。若把表演藝術的內涵擴展至舞蹈、多媒體演出，本地表演藝術的發展更可謂百花齊放，且具一定的專業水平。

 

文化政策之所本

 

況且，香港表演藝術實發源於廣東粵劇，可謂源遠流長，要發展本地的表演藝術，實在無法繞過這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近年西九管理局也於1月期間推出「西九大戲棚」，讓廣東大戲與中國各地的地方戲得以粉墨登場，除了為西九暖場之外，看來並非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的：要創新，自然要回到自己的文化源頭，飲水思源，創造轉化。

 

除了表演藝術研究者與創作人外，本地媒體工作者也需要一個比較像樣的表演藝術資料館。雖然不少表演藝術團體常常慨嘆本地報章的報道和評論演出的空間不足，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隨着本地表演藝術近年的文化創意產業轉向與消閒化，有關表演藝術的報道和評論已慢慢自傳統的文化版進駐其他版面；文字量增加，對於表演藝術資料的需求也自然增長。問題是，傳統報館的資料室似乎已無法滿足新一代文藝報告的需求。

 

早陣子，本地年輕布景師陳友榮與資深劇人何偉龍便相繼病逝，有傳媒朋友便曾向筆者表示，撰寫相關報道時，在網上連最基本的作品年表也沒法找到。這些需求顯然是傳統報館資料室所無法「承擔」的，我們需要的是一所向全港市民開放的表演藝術資料館。

 

此外，表演藝術資料的搜集與保存，對政府釐訂相關的文化政策甚至產業政策，也同樣重要。雖然香港藝術發展局歷年已透過本身的研究、發展部及不同的民間機構曾進行大小不同的研究、編訂視藝年鑑、戲劇年鑑、舞蹈年鑑等界別年度資料彙編，而民政局、中央政策組等也做過不少的相關調查和研究，但香港始終欠缺一所表演藝術資料中心滙合和統整所有相關資料，並公開予業界和公眾查閱。這無疑窒礙了本地表演藝術進一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