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靖之
香港管弦樂團藝術總監兼總指揮艾度．迪華特（Edo de Waart）即將離開香港管弦樂團，為他在香港的八年（2004-2012）畫上句號。在離開港樂之前，他與港樂舉行了三套告別音樂會，最後一套是4月20、21日的兩場音樂會，演奏貝遼茲《埃及艷后之死》（La Mort de Cléopatre ）和貝多芬《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演奏貝多芬《第九》對筆者來講永遠是盛事，不容錯過。筆者聽的是4月20日第一場音樂會。
貝多的《第九》是歐洲音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莊嚴宣言，是經過鬥爭而取得勝利的歡樂。貝多芬的《第九》在人類文化史上遠遠超過了音樂的範疇，涵蓋了整個人類自由平等的精神領域。在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人們演奏這首作品以顯示內心的喜悅和感恩。如1989年伯恩斯坦指揮柏林愛樂在被推倒了的柏林圍牆邊演出這首交響曲，震撼國際。迪華特在過去八年裏，為提高港樂的水準而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想通過貝多芬的《第九》表達出來，是可以理解的。
反映貝多芬一生
貝多芬的《第九》在某些意義上總結了貝多芬的一生，他為音樂、為他的疾病和生命裏的不幸、為他的創作而奮鬥的一生都反映在這首作品裏。第一樂章從高音域向下行，走勢強勁，形成濃厚的和聲織體，一瀉如注。這種順勢而下的旋律線條需要指揮的掌握，否則會出現下滑的趨勢，迪華特老於經驗，處理得不錯。經驗不足的指揮就可能會被下行旋律控制。這一樂章充滿了鬥爭與和解。第二樂章的速度是Molto vivace，有的指揮家認為應在每分鐘115小節左右，太慢太快都不可取。迪華特的速度屬於慢的一類，第一樂章演奏了18 分鐘、第二樂章12 分鐘、第三樂章15分鐘、第四樂章23分鐘，共68分鐘，而場刊上則標明「約65分鐘」。
第三樂章是如歌的慢板—— 在Adagio與Andante之間，人們稱這個樂章為「靈魂之囈語」，1824年的貝多芬已全聾，整首《第九》都是出自他的內在世界。貝多芬的慢版是出了名的優美抒情，是那種男性、粗線條、深沉的抒情。港樂的第三樂章演奏得相當流暢自然，也頗夠深度。
第四樂章充分顯示出貝多芬的作曲技法與震撼力，將一首簡單而樸實的民歌式的旋律發展成驚天動地的交響音樂，將人聲器樂化。很明顯，貝多芬在涉及到人類的大同世界，覺得僅僅樂隊是不夠的，要加入人類的聲音，而又把人聲當作樂器，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做法，在歐洲交響音樂發展史上是破紀錄之擧。《第九》的合唱，意大利的美聲法應付不來，舒伯特的藝術歌曲唱法也用不上。在貝多芬的內心裏，人聲在《第九》裏成為眾多樂器音色之一，成為樂隊的一個組成部分。上海歌劇院合唱團的音量和音色都不錯，只是唱起德語來，就不那麼順暢了。負責訓練合唱的是美國合唱指揮雲斯．喬治（Vance George），他對歌劇合唱指揮經驗豐富，演出曲目相當廣泛，既有意大利、法國歌劇，也有德國歌劇，但以意大利歌劇為主。
四位獨唱的是瑞典女高音拉爾臣（Lisa Larson）、美國女中音葛爾姆（Susan Graham）、中國男高音朱詩敏、低男中音舒奈布尼（Mark Schnaible），其中葛爾姆和朱詩敏兩位音色較潤、鬆，舒奈布尼的中低音不夠厚，而拉爾臣的女高音則有點乾。但整個演出在迪華特的指揮下是相當夠水準的。
《埃及艷后之死》是這次音樂會場刊的中譯，原名的意思是「克洛帕特拉之死」。這首作品寫於1829年，用來參加法國美術學院於1803至1968年間頒發的「羅馬大獎」。對象是新晉的法國作曲家，須考取巴黎音樂學院而又在羅馬居住過一段日子。貝遼茲於1826年考入巴黎音樂學院，但他的《克洛帕特拉之死》未能獲獎，事實上那一年無人獲獎。1930年貝達茲以《沙丹納帕勒之死》（La Mort de Sardana pale ）一曲獲「羅馬大獎」。諷刺的是，那些得獎作品（包括《沙丹納帕勒之死》）已被遺忘，而這首得不到獎的《克洛帕特拉之死》反而流傳至今。
《埃及艷后之死》
貝達茲創作《克洛帕特拉之死》時年二十六歲，但這首樂曲卻能以氣勢磅礴的配器和感人的旋筆捕捉了埃及皇后的痛苦的死亡，前後有四段激情的宣敍調，極盡感人之能事。全曲22 分鐘，港樂和女中音葛爾姆一開始便進入狀態，並能一氣呵成。
迪華特在香港八年，將港樂從差強人意的管弦合奏提升至能演奏歐洲後期浪漫樂派管弦作品、能奏出歐洲樂團味道的管弦樂團，可喜可賀。在迪華特的計劃裏，想將港樂擴展至98人，以便能相應地擴充演出曲目，遺憾地未能實現。其實在1990 年代末、2000 年代初，港樂的編制已達到93人，後因經濟衰退，港府削減經費，編制從93人減至89人，近年來增加了一兩名團員，與迪華特的計劃還有相當的距離。其實香港的經濟能力是可以支持一隊98人的樂團的，問題在於文化藝術決策層的文化藝術眼界和胸襟，須知道僅僅擁有美輪美奐的西九文化藝術區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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